【摘要】第240條第2款不是關于履行行動的規則，而是關于共犯行動的留意性規則，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履行行動只要“拐賣”，以賣出即對被拐賣人安排的轉移為既遂，屬于即成犯；該罪法益是被拐賣婦女、兒童的人身不受拘束、性命、身材的平安及人格莊嚴，與包養網 拐說謊兒童罪之間存在競合關系；拉攏后被拐賣人逝世亡的，拐賣人仍能夠對逝世亡成果擔任；“奸淫被拐賣的婦女的”是聯合犯的規則，拐賣意圖可以發生于奸淫之后；減輕情節中的形成輕傷包含居心輕傷。
【要害詞】拐賣婦女；兒童罪；履行行動；既遂；即成犯；聯合犯
實際界以第2款為依據，廣泛以為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履行行動是拐說謊、綁架、拉攏、銷售、接送、直達行動之一的行動。[1]可是司法說明并非這般以為。例如，2010年3月15日最高國民法院、最高國民查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依法懲辦拐賣婦女兒童犯法的看法》（以下簡稱《看法》）第23條規則：“對于組織、引導、批示拐賣婦女、兒童的某一個或許某幾個犯法環節，或許積極介入實行拐說謊、綁架、拉攏、銷售、接送、直達婦女、兒童等犯法行動，起重要感化的，應該認定為主犯。”又如，2000年3月20日最高國民法院、最高國民查察院、公安部、平易近政部、司法部、中華全國婦女結合會結合發布的《關于衝擊拐賣婦女兒童犯法有關題目的告訴》（以下簡稱《告訴》）指出，但凡拐賣婦女、兒童的，非論是哪個環節，只需是以出賣為目標，有拐說謊、綁架、拉攏、銷售、接送、直達、窩躲婦女、兒童的行動之一的，非論拐賣人數幾多，能否獲利，均應以拐賣婦女、兒童罪究查刑事義務。可見，《看法》在羅列了拐說謊、綁架、拉攏、銷售、接送、直達行動之外，還有“等”犯法行動的表述，而《告訴》中除第240條第2款規則的六種行動之外，還規則了“窩躲”行動。這似乎闡明，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履行行動并不限于明白規則的六種行動。眾所周知，履行行動簡直定具有主要意義，關系到法益包養 、犯法形狀、罪數、共犯、既遂等詳細題目的認定與處置，故來不得涓滴草率！我們實際通說關于該罪履行行動的主意能否對的，值得反思。
一、分則明文規則的未必是履行行動
傳統不雅點以為，刑法分則規則的都是履行行動，廣義的共犯行動（唆使與輔助行動）以及準備行動都是刑法總則加以規則的。質言之，刑法分則規則的只是零丁犯（絕對于共犯）的既遂形式（絕對于準備、得逞與中斷）。實際通說或許就是以此為依據斷定拐賣婦女、兒童罪履行行動的。但這種傳統不雅點自己就值得反思。
起首，分則規則的行動能夠包含廣義的共犯行動。例如，刑法第269條規則，犯偷盜、欺騙、掠奪罪，為窩躲贓物、順從抓捕或許撲滅罪證而就地應用暴力或許以暴力相要挾的，按照擄掠罪科罪處分。若以為刑法分則規則的都是履行行動，則會招致詳細案件難以處置。甲與乙共謀偷盜，甲進室行竊，乙在門外看風，甲、乙剛要逃離現場時被人覺察，乙被抓獲后就地對被害人實行暴力，甲對此并不知情。甲固然與乙在偷盜罪的范圍內成立共犯，但由於甲并不了解乙對被害人實行了暴力，故甲不成能承當事后擄掠的刑事義務。若以為刑法分則規則的都是履行行動，而乙的看盛行為不屬于偷盜罪的履行行動，則乙在押跑經過歷程中對被害人實行暴力的行動不克不及轉化成擄掠。可是，被害人實際遭到別人的暴力進犯，卻包養 沒有人對之擔任，顯然分歧理。是以，公道的結論是，固然乙沒有實行偷盜罪的履行行動，也能單獨轉化成擄掠。[2]由此可以以為，第269條中的犯偷盜、欺騙、掠奪罪除履行行動之外，還包含廣義的共犯行動（如看風輔助行動）。這個例子充足闡明，刑法分則所明文規則的行動能夠包含廣義的共犯行動（非履行行動）。
其次，刑法分則中明文規則的行動能夠包含準備行動。例如，第243條規則“假造現實誣陷讒諂別人的”組成誣陷讒諂罪，第221條規則“假造并散布虛假現實，傷害損失別人的貿易信用、商品名譽”組成傷害損失貿易信用、商品名譽罪，第292條規則“聚眾斗毆的”組成聚眾斗毆罪，實際通說以為這些犯法的履行行動均是所謂的復數行動，[3]實在，這里的“假造”僅僅表白行動人所誣陷、散布的內在的事務的是虛偽的，并不需求行動人必需先假造現實后再誣陷或散布；質言之，誣陷讒諂罪和傷害損失貿易信用、商品名譽罪的是單行動犯，履行行動只要誣陷和散布。異樣，聚眾斗毆罪也是單一行動犯，該罪的履行行動也只要“斗毆”行動，“聚眾”僅僅表白多人介入斗毆。是以，行動人實行假造、聚眾行動時，還只是上述犯法的準備行動，尚未著手履行犯法。[4]又如，刑法第198條保險欺騙罪第4項和第5項規則“投保人、被保險人居心形成財富喪失的保險變亂，說謊取保險金的”、“投保人、受害人居心形成被保險人逝世亡、傷殘或許疾病，說謊取保險金的”，這種規則似乎表白，居心損壞投保財富、居心殺戮被保險人的行動，也屬于保險欺騙罪的履行行動。可是，刑法實際公認，只要開端向保險公司提出詳細的索賠請求時，才幹算是保險欺騙罪的著手履行，因此，居心損壞投保財富、居心殺戮被保險人，固然屬于居心損壞財物罪、居心殺人罪的履行行動，但就保險欺騙而言，還只是屬于準備行動。[5]這充足闡明，即使是刑法分則明文規則的行動，也能夠并非履行行動，而僅為準備行動。
綜上，我們以為，刑法分則規則的未必就是履行行動，完整能夠是廣義的共犯行動（如輔助行動）和準備行動。
二、出賣型犯法履行行動簡直定
刑法分則中存在多個出賣型犯法，詳細是：第125條的不符合法令生意槍支、彈藥、爆炸物罪、不符合法令生意風險物資罪；第126條的違規發賣槍支罪；第140條至第148條的發賣偽劣產物罪、發賣假藥罪、發賣劣藥罪、發賣不合適平安尺度的食物罪、發賣有毒、無害食物罪、發賣不合適尺度的醫用器材罪、發賣不合適平安尺度的產物罪、發賣偽劣農藥、獸藥、化肥、種子罪、發賣不合適衛生尺度的化裝品罪；第171條出售假幣罪；第206條的出售捏造的增值稅公用發票罪；第207條的不符合法令出售增值稅公用發票罪；第209條的出售不符合法令制造的用于說謊掏出售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出售不符合法令制造的發票罪、不符合法令出售用于說謊掏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不符合法令出售發票罪；第214條的發賣冒充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第215條的發賣不符合法令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包養 ；第218條的發賣侵權復制品罪；第227條的倒賣捏造的有價票證罪、倒賣車票、船票罪；第228條的倒賣地盤應用權罪；第240條的拐賣婦女、兒童罪；第280條的生意國度機關公函、證件、印章罪；第281條的不符合法令生意警用設備罪；第283條的不符合法令發賣特務公用器材罪；第325條的不符合法令向本國人出售可貴文物罪；第326條的倒賣文物罪；第327條的不符合法令出售文物躲品罪；第329條的私行出賣國有檔案罪；第333條不符合法令組織賣血罪、逼迫賣血罪；第341條的不符合法令出售可貴、瀕危野活潑物、可貴、瀕危野活潑物制品罪；第344條的不符合法令出售國度重點維護植物、國度重點維護植物制品罪；第347條的銷售毒品罪；第350條的不符合法令生意制毒物品罪；第352條的包養 不符合法令生意毒品原植物種子、幼苗罪；第363條的銷售淫穢物品取利罪；第375條的生意武裝軍隊公函、證件、印章罪、不符合法令生意武裝軍隊制式服裝罪、生意武裝軍隊公用標志罪；第405條的徇情枉法出售發票罪；第439條不符合法令出賣兵器設備罪；第442條的私行出賣部隊房地產罪，等等。
對于上述出賣型犯法中的盡年夜大都，可以說，刑法實際毫無爭議地以為，履行行動就是出賣的行動，以買賣行動的完成，即物品的交付轉移，為出賣型犯法的既遂尺度。例如，實際通說以為，對于發賣偽劣商品的犯法，履行行動系發賣行動，生孩子了偽劣商品或許購進了偽劣商品尚未發賣的，成立發賣偽劣商品犯法的得逞。[6]司法說明也持此態度。例如，2001年4月9日最高國民法院、最高國民查察院《關于打點生包養 孩子、發賣偽劣商包養網 品刑事案件詳細利用法令若干題目的說明》指出，偽劣產物尚未發賣，貨值金額到達刑法第一百四十條規則的發賣金額3倍以上的，以生孩子、發賣偽劣產物罪（得逞）科罪處分。[7]能夠存在爭議的是以下罪名。
關于銷售毒品罪，有不雅點以為，生意兩邊告竣協定不待毒品現實交付轉移也成立既遂；有不雅點主意，購進了毒品尚未出售的，也成立銷售毒品罪的既遂；有不雅點宣稱，只要毒品現實上被賣出、產生了交付轉移才成立犯法既遂。[8]我們以為，為銷售而購進毒品的行動，還只是銷售毒品罪的準備行動，為銷售毒品而與對方簽署協定的，只需毒品還沒有實際地交付，都沒有對銷售毒品罪所維護的法益——大眾安康，構成實際的、急切的要挾，都不值得作為銷售毒品罪的既遂加以處分。誠如學者所言，“購置毒品的行動底本最基礎不成立犯法（購置后不符合法令持有到達法定命額的成立不符合法令持有毒品罪，則是另一回事），此刻卻成為銷售毒品罪的履行行動，甚至以銷售毒品罪的既遂犯論處。這種不雅點與做法顯明有違背罪刑法定準繩之嫌。”[9]可見，固然古代漢語辭書以為，“銷售”是指買出去后賣出往，但在刑法意義上，銷售毒品罪的履行行動只要“賣”，即只要物品的現實交付轉移才成立銷售毒品罪的既遂。
對于倒賣型犯法的履行行動及既遂尺度能夠存在爭議。例如，對于倒賣車票、船票罪，從字面上懂得，似乎倒賣車票、船票罪的履行行動既包含“倒”（即購進）也包含“賣”。可是，只是購進車票的行動，對于該罪所維護的法益還沒無形成實際的緊急性風險，僅具有抽象性風險，因此還只是該罪的準備行動，只要著手“賣”時，才對法益發生實際的緊急性風險，才算著手實行履行，進而只要曾經賣出車票的，才實際地損害了法益，才值得評價為倒賣車票、船票罪的既遂。是以，倒賣車票、船票罪的履行行動只要“賣”，即只要交付轉移了車票才成立該罪的既遂。又如，對于倒賣文物罪，由于將本身一切的文物或許偷竊、撿拾的文物出售給別人的行動不宜評價為倒賣文物罪，因此，固然刑法分則其他條則中的“倒賣”紛歧定請求買進后再賣出，但倒賣文物罪中“倒賣”應限于買進后再賣出的行動。[10]盡管這般，只是買進文物的，對該罪所維護的法益也還只具有抽象性風險，還只是該罪的準備行動，換言之，該罪的履行行動只要“賣”，將買進的文物賣出才成立該罪的既遂。
對于不符合法令組織賣血罪，由于該罪所維護的法益既包含用血者的安康，也包含供血者的安康，[11]是以，為了出賣血液而不符合法令組織別人采集血液的行動，也是該罪的履行行動，不符合法令采集血液行動的完成，即使尚未賣出，也成立不符合法令組織賣血罪的既遂。異樣，逼迫賣血罪的履行行動，也包含為了出賣的目標而強行采集血液的行動，采集血液完成，即成立該罪的既遂。即使這般，這種采集血液的行動自己也可謂“賣”。
綜上，對于刑法分則中浩繁的出賣型犯法，履行行動只要“賣”的行動，只要“賣”的行動的完成，即買賣勝利、物品的現實交付轉移，才成立出賣型犯法的既遂。
三、第240條第2款只是留意規則
筆者留意到包養網 ，刑法分則中對行動停止專款規則的，除拐賣婦女、兒童罪外，還有虛開增值稅公用發票、用于說謊掏出口退稅、抵扣發票罪。第205條第3款規則：“虛開增值稅公用包養網 發票或許虛開用于說謊掏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是指無為別人虛開、為本身虛開、讓別人為本身虛開、先容別人虛開行動之一的。”也由於該款規則的存在，學界廣泛以為，虛開增值稅公用發票、用于說謊掏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的行動詳細表示為為別人虛開、為本身虛開、讓別人為本身虛開和先容別人虛開。可是，在《刑法修改案（八）》增設了虛開闢票罪后，卻沒有學者以為，虛開闢票罪中的“虛開”也表示為上述四種行動之一。[12]筆者以為，直接緣由生怕在于修改案沒有就虛開闢票犯法的詳細行動表示停止規則。從沿革上講，第205條第3款對于虛開行動表示的規則是“照抄”1995年10月30日全國人年夜常委會經由過程的《關于懲辦虛開、捏造和不符合法包養網 令出售增值稅公用發票犯法的決議》第1條第4款落第5條第2款的規則。那時之所以做出這種規則，是由於那時餐與加入審議上述單行刑法的委員以為，“虛開增值稅公用發票的犯法，不只包含為別人虛開，並且包含為本身虛開、讓別人為本身虛開、先容別人虛開在內。從所虛開的增值稅公用發票可以直接抵扣稅款的效能和能夠形成國度稅款的流掉的迫害等方面看，這些行動實質上是一樣的，都應該劃一定罪。”[13]可是，讓“別人為本身虛開”，不外是虛開闢票犯法的唆使行動，用別人為本身虛開的增值稅發票停止抵扣稅款、說謊掏出口退稅的，完整可以第204條和201條的說謊掏出售退稅罪、逃稅罪科罪處分，至于“先容別人虛開”屬于典範的輔助行動，而不成能是虛開闢票犯法的履行行動，正如先容行賄不成能成為納賄罪、賄賂罪的履行行動一樣。是以，筆者以為，第205條第3款關于虛開增值稅發票犯法的詳細行動表示的規則，不外是一種留意規則，旨在提示司法職員留意，不要疏忽對于虛開增值稅發票犯法中共犯的衝擊，也是要正告工商從業職員與虛開闢票有關的上述行動都不答應實行！換言之，上述規則并非是關于虛開增值稅發票犯法的履行行動的規則。不然，只需實行了所謂先容行動，即使尚未現實虛開闢票的，也能成立該罪的既遂，這顯然過于擴展了刑法的處分范圍。
至于第240條第2款關于拐賣婦女、兒童罪詳細行動表示的規則，也基礎上是“照抄”于1991年9月4日全國人年夜常委會經由過程的《關于重辦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法分子的決議》中第1條第2款的規則。該款規則：“拐賣婦女、兒童是指以出賣為目標，有拐說謊、拉攏、銷售、接送、直達婦女、兒童的行動之一的。”之所以上述行動規則中沒有“綁架”，是由於以出賣為目標綁架婦女、兒童是在第2款作為綁架婦女、兒童罪專門罪名加以規則的。風趣的是，單行刑法第2條第2款規則，以出賣為目標偷竊嬰幼兒的按照本條第1款即綁架婦女、兒童罪“處分”，而不是“科罪處分”，現行刑法將以出賣為目標綁架婦女、兒童與偷竊嬰幼兒歸入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減輕情節之一，卻只在第2款關于拐賣婦女、兒童罪詳細行動表示的規則中僅在上述單行刑法第1條第2款的基本上增添了“綁架”，而沒有增添“偷竊”，不知何以。據餐與加入那時立法的同道先容，“曩昔，拐賣生齒犯法運動，在拐賣生齒的經過歷程中，拐、運、賣幾個環節普通都由統一犯法分子所為，‘拐賣’這一特征比擬顯明。近幾年來，一些當地人估客與外埠人估客相勾搭，履行‘拐’、‘賣’分工的‘一條龍功課’，‘拐’者未‘賣’，‘賣’者未‘拐’，因此在刑法學界和司法實行中，對這種行動若何科罪有分歧見解。有的以為應定拐賣生齒罪；有的則以為這種‘只拐不賣’或許‘只賣不拐包養網 ’的行動，不合適拐賣生齒罪的特征，不該定為拐賣生齒罪；還有的以為，行動人將婦女、兒童拐出后沒有來得及往銷售或許由于某種客不雅緣由未賣成的，應按犯法得逞處置。”[14]可見，之所以對行動表示停止明文規則，是由於呈現了“一條龍功課”的犯法團體。為了有用地衝擊這類犯法，才在刑法條則中對于行動表示停止了明文羅列。可是，對于存在犯法分工的犯法團體犯法，即使包養 不存在這種所謂明文規則，也完整可以或許、並且應當依據配合犯法的道理停止處置。不然，但凡對行動的詳細表示沒有明文規則的犯法團體實行的犯法，就不克不及究查實行履行行動以內行為的行動人刑事義務。只需合適配合犯法的成立前提，就可以或許也應當以共犯加以認定和處分。
1979年刑法第141條規則了拐賣生齒罪，但沒有明文羅列詳細行動表示。那時的刑法教科書也以為，“對于那些合謀和介入拐說謊、接送、直達、窩躲、出賣、轉賣婦女、兒童犯法運動的，分辨以普通配合犯法或犯法團體成員論處。”[15]關于拐賣生齒罪的既得逞，那時的學者以為，“本罪的得逞有兩種情形，一是曾經將別人拐說謊得手，但由于犯法分子意志以外的緣由尚未出賣；二是已開端出賣，但因意志以外的緣由未未遂。一旦行動人已將被拐者賣與別人，非論能否取得了財帛，均告既遂。”[16]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單行刑法出臺以前，學者也留意到了對接送、直達、窩躲等共犯的衝擊，並且保持以為，本罪的履行行動只是“拐賣”，以“賣”出為既遂。
現行刑法為何明文規則拐賣婦女、兒童罪的詳細行動表示呢？無非是要提示司法職員留意對拐賣婦女、兒童罪共犯的衝擊。不然，假如以為該款是關于拐賣婦女、兒童罪履行行動的規則，則以出賣為目標偷竊嬰幼兒的行動，由於既不屬于綁架（沒有應用暴力），也沒有實行拐說謊（由於嬰兒沒有興趣思表達才能），而缺少履行行動。對缺少履行行動的行動零丁科罪，顯然有違罪刑法定準繩。公道的說明只要一個：那就是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履行行動只要拐賣，並且重要履行行動是“賣”。之所以以為在履行行動“賣”之外，還有拐，緣由有兩點：一是本罪緊跟在不符合法令拘禁罪、綁架罪之后，顯然也屬于一種損害人身不受拘束的犯法（當然不限于人身不受拘束），拐出去就損害了人身不受拘束；二是該罪的減輕情節中存在“欺騙、逼迫被拐賣的婦女賣淫”的規則，若以為該罪的履行行動只要“賣”，則由于欺騙、逼迫被拐賣的婦女賣淫的行動難以評價為“賣”，只要以為“拐”也屬于該罪的履行行動，才不至于違背罪刑法定準繩。誠如臺灣學者林山田所言，生意質押生齒罪（臺灣“刑法”第296條規則）的行動“乃是生意或質押生齒，亦即以被害人作為生意或質押的標的物，收取價金，將被害人交付于付出價金的一方，而受實在力安排……行動人雖已著手履行生意或質押生齒的行動，但尚未完整完成本罪的客不雅犯警組成要件者，例如被害人尚未在買受或收受質押生齒一方的實力安排之下者，即屬本罪的得逞犯”[17]。是以我們以為，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履行行動只要“拐賣”，第240條第2款的規則只是一種關于共犯行動的留意性規則，而不是對該罪履行行動的規則。前述《看法》與《告訴》關于共犯處分的規則也闡包養 明了這一點。
四、詳細題目的處置
（一）法益簡直定
關于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法益（通說稱“客體”），代表性的不雅點有：（1）“本罪的客體是人身權力中的人身不受生意的權力”[18]；（2）“侵略的客體是復雜客體，既侵略了國民的人身權力，也損壞了別人的婚姻家庭關系”[19]；（3）“本罪的客體，是婦女、兒童的人身不受拘束、人格莊嚴權”[20]；（4）“本罪是侵略婦女、兒童舉動不受拘束、人身權力的犯法”[21]；（5）“本罪是侵略人身不受拘束與身材平安的犯法”[22]；（6）“拐賣婦女、兒童罪的維護法益是被拐取者的人身不受拘束和原來的生涯場合的平安”[23]。臺灣學者以為，本罪旨在維護小我的人身不受拘束暨人道莊嚴，制止將人看成物品看待。[24]還有臺灣學者以為，“本罪（指生意質押生齒罪——引者注）所要維護之法益，除了小我之人身不受拘束，亦即小我之意思決議不受拘束與身材運動之不受拘束外。現實上，生齒生意已非僅損害小我之人身不受拘束罷了，甚至已無害及社會仁慈風氣之虞。”[25]japan(日本)刑法實際通說以為，其刑律例定的生意人身罪所維護的法益是被生意人的不受拘束及其平安。[26]
有學者撰文指出，“拐說謊兒童罪、綁架罪與拐賣婦女、兒童罪具有雷同的罪質，它們均屬于侵略別人人身不受拘束和原來的生涯場合平安的犯法，三者的差別只是在于重要根據特定目標而予以類型化了，三者構成了一個完全的維護別人人身不受拘束和原來的生涯場合平安法益的系統。”[27]這種不雅點生怕存在疑問。罪質雷同卻僅僅由於客觀目標分歧而被設置為法定刑相差懸殊的分歧的罪名，這似乎是行動無價值論的態度。普通而言，立法者設置為分歧的罪名并配以分歧的法定刑，是斟酌到行動類型、所維護的法益的差別性。立法者在不符合法令拘禁罪、綁架罪、拐說謊兒童罪之外，建立拐賣婦女、兒童罪顯然有其特別的考量。
“人具有人格，既非物，亦非植物，故不克不及成為生意或質押的標的。”[28]“銷售婦女兒童犯法的本質是將人作為商品來生意，這種犯法嚴重損害婦女兒童身心安康，也是對作為人的莊嚴的一種極真個損害，為古代文明所不齒。”[29]絕對于不符合法令拘禁罪、綁架罪與拐說謊兒童罪，拐賣婦女、兒童罪除損害被拐賣人的人身不受拘束及平安外，還由於把人作為商品生意而嚴重損害了作為人的莊嚴。是以，筆者以為，拐賣婦女、兒童罪所維護的法益是人身不受拘束、性命、身材的平安及人格莊嚴。
（二）被害人許諾的效率
否認論以為，“只需實行上述行動之一的，即合適本罪客不雅方面的要件。至于拐賣行動能否‘違反被害人意志’，不影響以本罪論處。”[30]“拐賣婦女罪不只侵略了被拐賣婦女的人身不受拘束、人格莊嚴，並且影響了被拐賣者家庭的穩固。被拐賣婦女的批准不外是表白拐賣行動不違反該婦女的客觀意思，不侵略其人身不受拘束，可是由于人身權力具有的廣泛意義，人本身不克不及把本身當成客體或商品予以出售，這會損害人類的配合情感，是以，其批准并不克不及挽回對本身人格莊嚴和家庭穩固的侵略。”[31]確定論以為，“本包養網 罪的組成必需以違反婦女、兒童的意志為條件。由於拐賣婦女、兒童罪侵略的客體是別人人身不受拘束權力和家庭關系，假如婚姻、收養關系不違反別人的意志，最基礎就談不上對客體的損害。” [32]“婦女對被拐賣的現實有許諾的，其許諾有用，拐賣者不克不及成立本罪。”[33]折衷說以為，“由于本罪是侵略婦女、兒童人身不受拘束與身材平安的犯法，所以，假如行動獲得了婦女的批准，就阻卻組成要件合適性，不該以犯法論處……可是，拐賣兒童的，即便征得兒童批准，也成立拐賣兒童罪。”[34]
筆者同意折衷說，即成年婦女的許諾有用，但兒童許諾有效。由於，侵略人身權力罪一章都是損害小我法益的犯法（重婚罪除外），而小我法益除性命許諾有效之外（有以為嚴重安康的許諾也有效），小我許諾廢棄的，普通都應尊敬當事人的意志不受拘束，法令不該干預。
【判例1】 經審理查明，被拐賣人盤二妹之母（越南籍人）托原告人盤三妹相助在中國給其女兒找婆家，給付8000元她就批准。之后，經原告人聯絡接觸，張梁華與盤二妹會晤，兩邊都表現滿足。終極，拉攏者付出了23000元，被拐賣人之母現實拿到了8000元。被拐賣人盤二妹到了張梁華家后遂與張梁華以夫妻關系相處配合生涯至今。2009年7月間盤二妹被湖南省茶陵警方遣送回客籍后，又回到張梁華家中，并向警方表現，張梁華對她好，愿做張梁華的老婆，分歧意回越南。湖南省茶陵縣法院一審以及株洲市中院二審均以為，原告人盤三妹等人的行動組成拐賣婦女罪，張梁華組成拉攏被拐賣的婦女罪。[35]
筆者以為，上述判決是過錯的。被拐賣人對本身被出賣給人做老婆的現實有甦醒的熟悉，并批准與拉攏報酬妻，現實上也與拉攏人相處融洽，甚至被警方挽救后還自動回到拉攏人身邊。這充足闡明被拐賣婦女存在真正的有用的批准，應阻卻拐賣婦女罪的成立，拐賣者與拉攏者均無罪。
（三）既遂尺度簡直定
一種不雅點以為，“該罪應屬行動犯，依照犯法組成要件齊全說，應以法定的犯法行動的完成作為犯法既遂的標志。即行動人在合適該罪主體前提的情形下，只需以出賣為目標實行了拐說謊、綁架、拉攏行動，并將被害人置于本身把持之下（此時被害人人身不受生意的權力現實上也已遭到實際損害），就曾經合適了組成該罪的四個要件，應為犯法的既遂。至于‘以出賣為目標’只是請求行動人客觀上有此目標，以和拐說謊兒童罪、綁架罪相差別，并不請求必需將被害人現實賣出。”[36]還有不雅點指出，“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既遂尺度，應詳細剖析。以出賣為目標，拐說謊、綁架、拉攏婦女、兒童時，只需使被害人轉移至行動人或圈外人的實力安排范圍內，即為既遂。直達、接送行動，要么是行動人在拐說謊、綁架婦女、兒童后本身實行，要么是由其他共監犯實行，故仍然應實用上述尺度。可是，出賣撿拾的兒童的，出賣親生後代的，拉攏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后才發生出包養網賣犯意進而出賣婦女、兒童的，應以出賣了被害報酬既遂尺度。”[37]還有不雅點主意，“在零丁犯法或簡略的配合犯法中，行動人實行手腕行動如拐說謊、綁架、拉攏的，應以行動人現實把持受益報酬既遂尺包養 度；行動人只實行成果行動——銷售的，應以銷售出手為既遂尺度。如出賣親生後代的犯法。在復雜的配合犯法中，則應以被害人的被現實把持，也即手腕行動的現實完成為尺度。至于中心行動如接送、直達，其自己并不是拐賣婦女、兒童犯法的履行行動，如前所述，接送、直達只是犯法的中心環節，行動人之所以能接送、直達，是以其他犯法人已現實把持受益報酬條件的。是以，直達、接送行動自己無所謂既遂得逞。並且，刑法將犯法的輔助行動與履行行動并列規則也是不迷信的。”[38]
國外刑法實際通說以為，出賣別人罪中“‘出賣別人’，就是獲得對價而將對別人的現實安排轉移給對方，有現實安排的轉移就夠了，不請求必定要有場合上的轉移。對于生意或許交流的提出表現批准的話，就是履行的著手。具有對別人的交代的話，即使沒有轉移對價，也是既遂。”[39]筆者以為，我國的拐賣婦女、兒童罪與其他國度和包養網 地域的生意生齒罪的本質，都是將別人當做商品予以出售。該罪的重要履行行動是“賣”，應以出賣行動的完成即對被拐賣人安排的轉移為該罪的既遂。
【判例2】 經審理查明，1999年6月中旬的一天，原告人阮氏定、鄭豐榮以5000元的價錢從別人手中買下被害人阮某翠卒（越南籍）及其尚在哺乳的女兒，預計以6000元價錢轉賣給包養網 鄭某才，因鄭某才討價5500元而未能成交。同年7月3日清晨，被害人阮某翠卒母女被公安機關挽救并被遣前往越南。1999年6月21日，原告人阮氏定教唆原告人阮氏水從原告人農氏菊、“阿清”處購置被害人岑某東后轉賣取利，阮氏水以3000元價錢買下并先行付款200元，余款議定待岑某東出賣后付清。同年7月3日，尚未被賣的岑某東被公安機關挽救回家。原告人阮氏定、農氏菊的辯解人均辯稱岑某東尚未賣出，阮氏定、農氏菊的行動屬犯法得逞。法院以為，岑某東尚未賣出失實，但被拐賣兒童能否賣出并非拐賣兒童罪既、得逞的法定尺度，農氏菊拐說謊、銷售、阮氏定直達岑某東，其行動已組成拐賣兒童罪，屬犯法既遂，故上述辯解看法不成立，不予采納。法院分辨以拐賣婦女、兒童罪判處原告人阮氏定、鄭豐榮、阮氏水、農氏菊科罰。[40]
筆者以為，原告人阮氏定、鄭豐榮以5000元從別人處買下阮某翠卒的現實，固然別人組成拐賣婦女、兒童罪，但由于買下后尚未賣出，應成立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得逞。原告人教唆阮氏水從農氏菊手中買下岑某東轉賣取利的現實，若岑某東已轉移到阮氏水的安排之下，則生意行動曾經完成，農氏菊與阮氏定（輔助出賣）組成拐賣兒童罪的既遂，但阮氏水尚未將購置的兒童出賣，僅成立拐賣兒童罪的得逞。若岑某東仍在農氏菊的安排之下，則農氏菊成立拐賣兒童罪的得逞，阮氏水成立拐賣兒童罪的準備。
【判例3】 經審理查明，原告人彭化林聯絡接觸別人以1萬元的價錢將男嬰賣出，預備買賣時被公安職員就地抓獲。一、二審法院均認定原告人的行動系拐賣兒童罪得逞。[41]筆者以為，固然買賣前拐賣人曾經現實把持了被拐賣人，只需沒有將被拐賣人轉回拉攏人的實力安排之下，僅成立拐賣兒童罪的得逞，故法院的判決是對的的。
【判例4】 經審理查明，原告人劉開友與石元蓉共謀拐賣兒童取利。1996男11月3日下戰書，原告人石元蓉將鄰人羅年夜鑄之子羅磊（1994年10月25日生）說謊到本身家中，原告人劉開友用衣服將羅磊包住抱至合川市二郎鎮，在蒲貴英處借得路費后乘張成的“摩的”至武勝縣興隆車站外逃，后原告人劉開友傳聞石元蓉被公安機關抓獲，于11月12日清晨將羅磊送回被害人爺爺家門外后逃脫。法院以為，拐賣兒童罪是行動犯，犯法的既遂所以否實行了拐說謊等行動為尺度，不宜被拐賣的兒童曾經出賣為尺度，劉開友實行了拐說謊羅磊的行動，已組成犯法既遂，公訴機關指控屬犯法中斷，應該加重處分不妥。[42]
筆者以為，固然原告人曾經實力把持了被拐賣人，但尚未出賣，不克不及認定為犯法既遂；既遂前自動將被拐賣人送回的，中斷了出賣行動，應該成立拐賣兒童罪的中斷，是以，查察院指控成立犯法中斷是對的的，法院認定成立拐賣兒童罪的既遂，是過錯的。
（四）是即成犯、持續犯仍是狀況犯？
凡是以為，某種犯法是即成犯、持續犯仍是狀況犯，直接關系到共犯、罪數的認定以及追溯時效的起算，因此犯法形狀簡直定具有主要意義。[43]關于本罪的犯法形狀，有學者指出，“行動人拐取婦女、兒童之后，只需是被拐取人依然外行為人的實力安排之下，不只法益的損害狀況依然存在，並且對法益損害的行動自己也依然在持續，是以，拐賣婦女、兒童罪普通地應該屬于持續犯。”[44]筆者以為，拐賣婦女、兒童罪重要履行行動是“賣”，所損害的重要法益應是被害人的人格莊嚴，故應以生意行動的完成作為既遂尺度，而一旦出賣，則由於被害人被完整置于拉攏人的實力安排之下，不只法益損害終了，並且法益損害的狀況也已消散，是以，宜以為拐賣婦女、兒童罪屬于即成犯。[45]進而，拐賣婦女、兒童罪的追訴時效從拐賣行動完成即賣出之后開端盤算。
（五）罪數與競合的處置
第241條拉攏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第3款就數罪并罰做出了規則，而拐賣婦女、兒童罪條則沒稀有罪并罰的規則。緣由在于，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法定最高刑可以到達逝世刑；一方面，對于拐賣婦女、包養 兒童經過歷程中隨同產生的強奸、逼迫賣淫、過掉致人輕傷、逝世亡的行動曾經作為該罪的減輕情節專門規則了較重的法定刑，另一方面，對于拐賣婦女、兒童經過歷程隨同產生的不符合包養網 法令拘禁行動，僅以拐賣婦女、兒童罪停止評價就能做到罪刑相順應；除此之外的行動，如居心損害（如后所述，居心損害也能夠評價為該罪的減輕情節）、居心殺人、欺侮等行動，完整可以數罪并罰，以做到罪刑相順應，因此無需設置數罪并罰的留意性規則。至于實行其他犯法后再停止出賣的，也應數罪并罰。例如，為訛詐財物或許知足其他犯警請求的目標綁架把持別人后，轉變犯意，進而出賣人質的，應當以綁架罪與拐賣婦女、兒童罪數罪并罰。又如，出于收養的目標拐說謊兒童后轉變犯意加以出賣的，應當以拐說謊兒童罪與拐賣兒童罪數罪并罰。[46]
拐賣婦女、兒童罪與不符合法令拘禁罪、拉攏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拐說謊兒童罪之間存在競合關系。有學者明白指出，“不符合法令拘禁罪的行動人不克不及以出賣為目標。”[47]這種明白區分此罪與彼罪之間界線的不雅點，會招致實務中莫衷一是。例如，固然行動人把持著被害人，但既不克不及證實行動人具有出賣的目標，也不克不及證實行動人沒有出賣的目標，如許，由於不克不及證實行動人具有出賣的目標而不克不及定拐賣婦女、兒童罪，同時，由於不克不及證實行動人沒有出賣的目標，也不克不及定不符合法令拘禁罪，成果只能是無罪。無罪的結論顯然分歧適。我們只需如許描寫：成立不符合法令拘禁罪、拉攏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以及拐說謊兒童罪，不需求行動人具有出賣的目標，但可以或許證實曾經把持別人的人具有出賣的目標時，就能以拐賣婦女、兒童罪科罪處分。不然，實務中不免由於不克不及證實行動人能否具有出賣的目標而“憂?”。換言之，不符合法令拘禁別人的，不克不及證實行動人具有出賣目標的，直接定不符合法令拘禁罪，能證實具有出賣目標的，定包養網 拐賣婦女、兒童罪；拉攏被拐賣的婦女、兒童，不克不及證實拉攏人具有出賣目標的，只能定拉攏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不然，定拐賣婦女、兒童罪；拐說謊兒童的，不克不及證實行動人具有出賣目標的，定拐說謊兒童罪，不然，定拐賣兒童罪。
（六）減輕情節的認定
減輕情節中第2項所規則的“拐賣婦女、兒童三人以上”，顯然是指三小我，而不包含三人次。換句話說，把統一個婦女拐賣三次以上的（例如賣出后跑回又被賣出），由於法益損害性比拐賣三個分歧的人要低得多，不宜評價為減輕情節。
若何懂得“奸淫被拐賣的婦女”，實際上存在不合。不合之一是：這里的婦女能否包含幼女？不合之二是：能否必需違反婦女的意志？不合之三是：能否奸淫時就具有出賣的意圖？很顯然，奸淫幼女后出賣的，比奸淫成年婦女后出賣的法益損害性更重，理應處分更重。刑法的用語具有絕對性，而所謂“刑法用語的絕對性，是指一個雷同的刑法用語，在分歧條則或許在統一條則的分歧金錢中，具有分歧的寄義（或許必需說明為分歧寄義）。之所以對統一用語在分歧場所做出分歧說明，是為了完成刑法的公理理念，使值得科處科罰的行動置于刑律例制之內，使不值得科處科罰的行動置于刑律例制之外；使‘雷同’的行動獲得雷同處置，分歧的行動遭到分歧處置。”[48]是以，我們以為，為了履行處分的公道性，這里的“婦女”必需包含“幼女”。[49]
關于能否需求違反婦女意志，有學者指出，“在拐賣經過歷程中，奸淫被拐賣的婦女，非包養 論行動人能否應用了暴力或勒迫手腕，也非論被害人能否有對抗行動，均應視為拐賣婦女情節嚴重，不再零丁定強奸罪。”[50]另一種不雅點則以為，“假如與婦女（不包含幼女）的性交行動不具有強迫性，則應消除在外；不然便構成了直接處分。”[51]筆者同意后一種不雅點。
至于能否需求在奸淫前就有拐賣的意圖，學界顯然還沒有睜開當真的會商。從實際上講，拐賣的意圖應該發生于奸淫之前。可是，假如請求奸淫之前就有拐賣的意圖，則會招致處分的不平衡。拐賣意圖發生在奸淫之后的，以強奸罪與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基礎犯數罪并罰，凡是最高只能判處二十年有期徒刑；相反，發生在奸淫之前，認定為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減輕情節，能夠被判處無期徒刑甚至逝世刑；並且，如許處置無疑告訴原告人一條辯解的思緒。換言之，對拐賣意圖是發生在奸淫之前仍是之后做出分歧處置，并分歧適。或許，將奸淫被拐賣的婦女定拐賣婦女、兒童罪的規則懂得為聯合犯的規則，能夠較為公道。行將底本應數罪并罰的行動聯合為一罪。[52]如許，拐賣意圖是發生于奸淫之前仍是之后就不是主要的題目了。並且，既然是聯合犯，既得逞應當取決于拐賣行動的既得逞。換言之，強奸得逞后拐賣的，不克不及認定為“奸淫被拐賣的婦女”；強奸既遂后拐賣得逞的，認定為減輕情節的得逞，實用減輕法定刑，同時實用總則得逞犯從輕、加重處分的規則。
【判例5】 經審理查明，原告人彭萬江因與被拐賣包養網 人韋玉蘭本就熟悉，在拐賣途中，兩邊自愿產生性關系。一、二審法院以拐賣婦女罪判處原告人彭萬江五年有期徒刑。[53]從對原告人終極判處的科罰看，有能夠沒有認定為“奸淫被拐賣的婦女”。筆者以為，法院的判決是對的的。
【判例6】 經審理查明，原告人范祥永、王凱預計出賣被害人仇某，在出賣之前范祥永在王凱的輔助下強行與仇某產生性關系，后出賣未果，被害人乘原告人不備逃脫。一審法院以拐賣婦女罪分辨判處王凱、范祥永有期徒刑五年和六年，二審法院以拐賣婦女罪分辨判處王凱、范祥永有期徒刑六年和十年。[54]筆者以為，強奸雖已既遂，但尚未賣出應屬于拐賣得逞，固然應認定為“奸淫被拐賣的婦女”而實用減輕法定刑，但應同時實用得逞犯從輕或許加重處分的規則。
【判例7】 經審理查明，原告人南爭等人強行劫持多名被害婦女，先行強奸（包含輪奸），爾后出賣。一、二審法院認定組成強奸罪與拐賣婦女罪并數罪并罰。[55]該案中，一、二審法院均未斟酌拐賣意圖是發生在奸淫之前仍是之后，並且同時認定組成強奸罪與拐賣婦女罪。筆者以為，無論拐賣意圖發生在前仍是在后，由于“奸淫被拐賣的婦女”以拐賣婦女罪的減輕情節處置的規則是一種聯合犯，因此拐賣意圖發生在前仍是之后并不主要，均應認定為拐賣婦女罪的減輕情節。在具有輪奸情節的場所，由于輪奸的法定刑與拐賣婦女罪的減輕法定刑相當，若以為以強奸罪論處處分更重，可以認定為強奸罪。
關于“欺騙、逼迫被拐賣的婦女賣淫或許將被拐賣的婦女賣給別人迫使其賣淫的”，筆者以為，這相當于是拐賣婦女、兒童罪與組織、逼迫賣淫罪的聯合犯，是以，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現實上未賣淫的，不克不及認定為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減輕情節。由于“欺騙、逼迫被拐賣的婦女賣淫”中并沒有出賣行動（逼迫賣淫不是出賣），是以，這品種型的拐賣婦女、兒童，不以賣出為既遂，而是以現實賣淫為既遂。至于“將被拐賣的婦女賣給別人迫使其賣淫的”，由于存在出賣行動，只要成立出賣并且被拐賣的婦女現實上被逼迫賣淫，才幹認定為減輕情節（由於法定刑很重）。別的，這里的“婦女”，也包含幼女。
關于“以出賣為目標，應用暴力、勒迫或許麻醉方式綁架婦女、兒童”，這里的“綁架”分歧于綁架罪中的綁架的寄義。這里的綁架是指采用偷竊、欺騙以外的暴力方法（包含對支屬實行暴力）把持婦女、兒童的行動，如擄掠、掠奪婦女、兒童。對于綁架情勢的拐賣婦女、兒童，也應已賣出為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既遂。
關于“以出賣為目標，偷竊嬰幼兒的”，絕對于其他情勢的拐賣兒童而言，只是獲得兒包養 童的方法較為特別，其既遂仍應以賣出兒童為標志，而不是以把持兒童為既遂。
關于“形成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或許其支屬輕傷、逝世亡或許其他嚴重后果的”，有三個題目值得會商：一是能否限于過掉致人輕傷、逝世亡，與此相干的是，居心損害的，是認定為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減輕情節仍是數罪并罰？二是能否包含他殺？三是對于拉攏后逝世亡（包含他殺）的可否讓拐賣者對之承當義務？
普通以為，形成輕傷、逝世亡應當限于過掉。[56]響應地，對于居心損害的，應該以拐賣婦女、兒童罪與居心損害罪數罪并罰。[57]可是，形成輕傷限于過掉致人輕傷、居心損害的只能數罪并罰的不雅點會招致罪刑不平衡。拐賣婦女、兒童經過歷程中過掉致人輕傷的，認定為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減輕情節，可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許無期徒刑甚至逝世刑，而居心損害的，認定為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基礎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與居心損害罪（重傷的，處三年以下，輕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不斟酌居心損害致逝世以及以特殊殘暴手腕致人輕傷形成嚴重殘疾的情況），數罪并罰的成果頂多判二十年有期徒刑，這比拐賣婦女、兒童經過歷程中過掉致人輕傷的還要輕。是以，形成輕傷包含居心致人輕傷。
這里的形成輕傷、逝世亡能否包含自傷、自殘？筆者以為，拐賣婦女、兒童凡是隨同著對被害人人身不受拘束的侵略，並且把人作為商品出售，是對人格莊嚴的嚴重損害，是以，行動人應當不難預感到被害人（包含支屬）能夠自傷、自殘，故應該包含自傷、自殘的情況。
實行中還產生了逝世傷的成果產生在拉攏之后的情況，這種情形下可否讓拐賣人對逝世傷成果承當義務。筆者以為，逝世傷成果是產生在出賣之前仍是出賣之后，并不是實質性題目，要害是看這種逝世傷成果與拐賣行動能否存在直接性因果關系，不然，只能讓拉攏人單獨承當義務。例如，被拐賣人出逃經過歷程中摔逝世，就與拐賣行動具有直接性因果關系（為不受拘束抗爭）。又如，由於拉攏人對被拐賣人實行殘暴凌虐，招致被拐賣人自願他殺，就宜由拉攏人承當義務。當然這個題目還值得研討。
【判例8】 經審理查明，2010年3月10日，原告人田家榮（已判刑）即李扎體（另案處置）將云南男子張某某以33000元價錢賣給原告人馬某某（已判刑）家給其子做媳婦。原告人馬雙明知張某某是被拐賣的婦女而予以拉攏。后張某某于2010年8月16日仰藥身亡。法院以拉攏被拐賣的婦女罪判處原告人馬雙有期徒刑八個月。[58]該案提出的題目是，被拐賣的婦女被拉攏后他殺身亡，可否認定為“形成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或許其支屬輕傷、逝世亡或許其他嚴重后果”？筆者以為，拐賣人對于被害人被拉攏后產生他殺的成果應當不難預感，現實上，被拐賣人寧當玉碎而他包養 殺并非罕有，是以，即使被拐賣他殺的成果產生在拉攏之后，也應認定為拐賣婦女罪的減輕情節。至于拉攏人，如有凌虐情節，應認定為凌虐致逝世，如有不符合法令拘禁行動，應認定為不符合法令拘禁致逝世，若是逼人他殺，應認定為殺人罪的直接首犯。
【判例9】 原告人預謀綁架劉言寬家的男嬰出賣，便持木棒竄進劉言寬家，被劉言寬發明后，三原告人便按住劉毆打，用木棒擊中劉的頭部，劉妻大聲呼救后原告人逃離。劉言寬送醫挽救有效逝世亡。一客氣。他說出了席家的冷酷無情，讓席世勳有些尷尬，有些不知所措。、二審法院以拐賣兒童罪分辨判處各原告人逝世緩、有期徒刑。[59]本案是以出賣為目標綁架兒童經過歷程中為克制兒童父親的對抗毆打致逝世，被法院認定為形成被拐賣的兒童支屬逝世亡，但綁架兒童得逞，故屬于基礎犯得逞而減輕成果既遂的情況。實際上講，起首應認定為拐賣兒童罪的減輕情節，同時實用包養網 得逞犯從輕、加重處分的得逞。
陳洪兵（1970—），男，湖北荊門人，非黨員，法學博士，南京師范年夜學法學院副傳授，碩士生導師，從事刑法說明學研討。
【注釋】
[1]拜見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第五版），北京年夜學出書社、高級教導出書社2011年版，第478頁；王作富主編：《刑法》（第五版），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版，第379-380頁；張明楷：《刑法學》（第四版），法令出書社2011年版，第798頁，等等。
[2]拜見張明楷：“事后擄掠的共犯”，載《政法論壇》2008年第1期，第10頁。
[3]拜見陳忠林主編：《刑法（分論）》（第三版），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版，第152、119、236頁；黃京平主編：《刑法學》（第二版），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版，第364、422頁，等等。
[4]拜見張明楷：“單一行動與復數行動的區分”，載《國民查察》2011年第1期，第6頁以下。
[5]拜見[日]前田雅英：《刑法各論課本》（第四版），東京年夜學出書會2007年版，第266頁。
[6]拜見朱建華主編：《刑法分論》，法令出書社2011年版，第87頁以下。
[7]當然，此規則存在必定疑問。刑法第140條中“發賣金額五萬元以上”是犯法成立的前提，不是犯法既遂的前提，因此，生孩子或購進后尚未發賣，或許發賣金額未達五萬元的，還不值得科處科罰，還不成立犯法，當然也不克不及成立犯法得逞。拜見陳洪兵：《公共風險犯說明論與判例研討》，中國政法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版，第296頁。
[8]拜見王作富主編：《刑法包養網 分則實務研討（下）》（第四版），中國樸直出書社2010年版，第1574-1575頁。
[9]張明楷：“單一行動與復數行動的區分”，載《國民查察》2011年第1期，第15頁。
[10]拜見張明楷：《刑法學》（第四版），法令出書社2011年版，第983頁。
[11]拜見陳洪兵：《公共風險犯說明論與判例研討》，中國政法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版，第303頁。
[12]拜見曲新久主編：《刑法學》（第四版），中國政法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版，第374-375頁。
[13]周道鸞：《單行刑法與司法實用》，國民法院出書社1996年版，第338頁。
[14]周道鸞：《單行刑法與司法實用》，國民法院出書社1996年版，第191頁。
[15]梁世偉編著：《刑法學教程》，南京年夜學出書社1987年版，第489頁。
[16]趙廷光主編：《中國刑法道理（各論卷）》，武漢年夜學出書社1992年版，第533頁。
[17]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冊）》（修訂五版），作者刊行2005年版，第176-178頁。
[18]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第五版），北京年夜學出書社、高級教導出書社2011年版，第478頁。
[19]賈宇主編：《中包養 國刑法》（第2版），中國政法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版，第329頁。
[20]閻二鵬：《侵略小我法益犯法研討》，中國國民公安年夜學出書社2009年版，第70頁。
[21]周光權：《刑法各論》（第二版），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版，第45頁。
[22]張明楷：《刑法學》（第四版），法令出書包養網 社2011年版，第798頁。
[23]楊金彪：“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幾個題目”，載《古代法學》2004年第5期，第75頁。
[24]拜見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新學林出書股份無限公司2009年版，第502頁。
[25]黃仲夫編著：《刑法精義》，臺灣元照出書無限公司2006年版，第554頁。
[26]拜見[日]山口厚：《刑法各論》（第2版），有斐閣2010年版，第101頁；[日]年夜谷實：《刑法課本各論》（新版第2版），成文堂2007年版，第101頁。
[27]楊金彪：“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幾個題目”，載《古代法學》2004年第5期，第79頁。
[28]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冊）》（修訂五版），作者刊行2005年版，第176頁。
[29]張紅：“關于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反思”，載《西部法學評論》2010年第4期，第74頁。
[30]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第五版），北京年夜學出書社、高級教導出書社2011年版，第478頁。
[31]梁利波：“拐賣婦女罪認定的兩個題目”，載《查察日報》2009年12月21日，第3版。
[32]王作富主編：《刑法分則實務研討（中）》，中國樸直出書社2010年版，第886頁。
[33]周光權：《刑法各論》（第二版），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版，第45頁。
[34]張明楷：《刑法學》（第四版），法令出書社2011年版，第799頁。
[35]拜見湖南省株洲市中級國民法院（2010）株中法刑一終字第52號刑事裁定書，http://www.lawyee.net/Case/Case_Display.asp?ChannelID=2010100&keyword=&RID=1103580，2011年12月22日拜訪。
[36]付拂曉：“北海人許諾可否阻卻拐賣婦女罪成立——要害在于界定拐賣婦女罪侵略的客體”，載《查察日報》2010年7月6日，第3版。
[37]張明楷：《刑法學》（第四版），法令出書社2011年版，第799-800頁。
[38]王作富主編：《刑法分則實務研討（中）》，中國樸直出書社2010年版，第890頁。
[39]拜見[日]年夜谷實：《刑法課本各論》（新版包養網 第2版），成文堂2007年版，第102頁。
[40]拜見廣東省揭陽市中級國民法院（2000）揭中法刑一初字第32號刑事判決書，http://www.lawyee.net/Case/Case_Display.asp?ChannelID=2010100&keyword=&RID=18451，2011年12月22日拜訪。
[41]拜見河南省商丘市中級國民法院（2009）商刑終字第227號刑事裁定書，http://www.lawyee.net/Case/Case_Display.asp?ChannelID=2010100&keyword=&RID=411025，2011年12月22日拜訪。
[42]拜見四川省遂寧市中級國民年夜院（2000）遂刑初字第49號刑事判決書，http://www.lawyee.net/Case/Case_Display.asp?ChannelID=2010100&keyword=&RID=9754，2011年12月22日拜訪。
[43]拜見張明楷：《刑法道理》，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158頁。
[44]楊金彪：“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幾個題目”，載《古代法學》2004年第5期，第77頁。
[45]拜見杜文俊、陳洪兵：“即成犯、狀況犯、持續犯的實際界分和評價”，載中國國民年夜學復印報刊材料《刑事法學》2011年第8期，第85頁。
[46]《看法》第15條第2款規則：“以撫育為目標偷竊嬰幼兒或許拐說謊兒童，之后予以出賣的，以拐賣兒童罪論處。”這一不雅點能夠鑒戒了刑法第241條第5款的規則。可是，第241條第5款屬于法令擬制（將數罪擬制為一罪），只實用于被擬制的場所。所以，對于上述行動應該以拐說謊兒童罪與拐賣兒童罪履行并罰。拜見張明楷：《刑法學》（第四版），法令出書社2011年版，第799頁。
[47]拜見劉憲權：“論我國懲辦拐賣生齒犯法的刑法完美”，載《法學》2003年第5期，第98頁
[48]張明楷：《刑法分則的說明道理（下）》（第二版），中國國民年夜包養網 路上餓了可以吃。而這個，妃子還想放在同樣的方法。在行李裡，但我怕你不小心弄丟了，還是留給你隨身攜帶比較安全。”學出書社2011年版，第778頁。
[49]拜見付立慶：“拐賣幼女并奸淫行動之科罪量刑”，載《法學》2007年第10期，第143頁以下。
[50]周光權：《刑法各論》（第二版），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版，第45頁。
[51]張明楷：《刑法學》（第四版），法令出書社2011年版，第799頁。
[52]傳統不雅點以為，典範的聯合犯是甲罪+乙罪=丙罪，或許是甲罪+乙罪=甲乙罪。但這種傳統不雅點并分歧理。我們應該依據我國刑法的規則界定聯合犯概念。拜見張明楷：“綁架罪中‘殺戮被綁架人’研討”，載《法學評論》2006年第3期，第21頁。
[53]拜見云南省高等國民法院（2008）云高刑終字第254號刑事裁定書，http://www.lawyee.net/Case/Case_Display.asp?ChannelID=2010100&keyword=&RID=188382，2011年12月22日拜訪。
[54]拜見山東省棗莊市中級國民法院（2008）棗刑一終字第6號刑事判決書，http://www.lawyee.net/Case/Case_Display.asp?ChannelID=2010100&keyword=&RID=254680，2011年12月22日拜訪。
[55]拜見安徽省高等國民法院（2009）皖刑終字第0276號刑事裁定書，http://www.lawyee.net/Case/Case_Display.asp?ChannelID=2010100&keyword=&RID=346191，2011年12月22日防衛。
[56]拜見付立慶：“拐賣幼女并奸淫行動之科罪量刑”，載《法學》2007年第10期，第141頁。
[57]拜見周光權：《刑法各論》（第二版），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版，第45頁；張明楷：《刑法學》（第四版），法令出書社2011年版，第800頁。
[58]拜見河南省泌陽縣國民法院（2011）泌少刑初字第84號刑事判決書，http://www.lawyee.net/Case/Case_Display.asp?ChannelID=2010100&keyword=&RID=728600，2011年12月22日拜訪。
[59]拜見云南省高等國民法院（2000）云高刑終字第375號刑事裁定書，http://www.lawyee.net/Case/Case_Display.asp?ChannelID=2010100&keyword=&RID=10453，2011年12月22日拜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