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飛】讀收拾本《五禮通考》

作者：吳飛

來源：《歷史文獻研討》第46輯，此文部門內容以“收拾本《五禮通考》的點校特點”爲題，刊發于《國民政協報》2021年1月25日國學版

 

標的目的東、王鍔師長教師歷時十六年收拾完成的秦蕙田《五禮通考》近期由中華書局出書，全書分裝成二十冊，長達600多萬字，學界包養網單次內外廣泛認爲該書是當代禮學研討的一項主要結果，實是可喜可賀。

 

此書裝幀優美講究，排版布局相當專心，繼承了中華版古籍的一貫傳統，很是適宜閲讀。除了外觀美麗，《五禮通考》的點校質量更是一流，讀者足可安心應用。兩位收拾者都是當代學界文獻收拾和禮學研討方面的大師，有著豐富的收拾經驗和廣博的專業知識，更對版本校勘相當熟習。參與此書點校的還有二師長教師的多位高足，皆能不違其師之嚴謹作風。這部《五禮通考》收拾本在版本選擇、點校體例、文獻校勘方面都相當專心，因此保證了它的點校質量。

 

起首，在版本選擇上，兩位收拾者經過仔細甄別，采擇精當。關于《五禮通考》的版本，點校者充足接收了既有研討結果，廣泛研讀和比對各個版本，剖析了各自的優缺點，最后決定，“以上海古籍出書社影印的《四庫》本作藍本，以味經窩本、乾隆本、光緒本爲對校本進行收拾”。之所以選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是因爲《四庫》本是以味經窩通行本（簡稱乾隆本包養違法）爲藍本，進行了必定的刪改，“整體質量，遠勝于他本”。有些處所是味經窩本、乾隆本、光緒本均有脫誤的處所，只要《四庫》本無誤。當然也有《四庫》本有脫誤的情況，所以又依據別的三個版本進行校勘，版本之間有差異，無法判斷正誤時，收拾者都找回到史源以確定長短，這樣就保證了點校本最年夜水平地接收各本之所長、防止各本的脫誤之處。同時，收拾者也根據《四庫》本，將蔣汾功、顧棟高序以及秦蕙田自序置于書前，而將盧文弨、盧見曾、方觀承、王鳴盛等人的序，《四庫總目》撮要、王欣夫跋都置于書末，這也最年夜水平接收了各版本的資料。

 

 

 

味經窩本《五禮通考》，現躲于復旦年夜學圖書館

 

其次，在點校體例上，兩位收拾者的決斷可謂典范。古籍本來是沒有標點的，但前人爲了讀書通順，也會簡單地做一些句讀，但這和現代標點體系很是紛歧樣。由于前人寫作時心目中并沒有現代人的這種標點體系，當我們以現代標點體系來句讀古書，就往往會發生各種問題，難以取舍。因此在古書點校中，分歧的點校者經常爲一些基礎體例發生爭執。王文錦師長教師曾經說過，古籍的現代點校，并不是機械的語法作業，而是在保證斷句無誤、包養網dcard基礎通順的條件下，盡能夠以點校將文氣、語勢表現出來。點校與翻譯很是類似，對原作品不僅要得其形，更應該得其神，所以也要有類似“信、達、雅”的標準。能達到王文錦師長教師的這種高請求，就不僅需求點校者保證基礎的語句通順，沒有斷句錯誤，又不克不及在每個可下標點的處所都點標點，如若將白話文語句點得過碎、過破，就掉往了白話文的文氣，把一篇好文章毀失落了。因此，在標點時，有些現代標點紛歧定必須應用，有些習慣用語，也紛歧定要點破（好比“堯舜禹”就紛歧定點成“堯、舜、禹”，“元明清”紛歧定點成“元、明、清”），甚至語勢到了，一長段一氣連讀，本就是作者的意思，假如必定要在中間點斷，就完整違背了作者的初志，神韻全掉。這請求的不僅是點校者對漢語語法的懂得，並且還有閲讀白話文的基礎修養。在頓號、引號、書名線、專名線等的應用中，尤其需求點校者掌握分寸。方、王二位的點校，僅用了不起不應用的十種標點符號，並且盡能夠防止繁雜。如其應用引號時不超過三層，每段文字若只要一層援用就不加引號;對于經、注、疏、傳、記、箋、集解等，一概不加書名線（當然，書中偶有未能嚴格遵照這一條的處所，亦在所難免）。筆者本身在點校時，對于若何應用冒號、引號、書名線就總是猶豫不決，乃至最后經常弄得極爲繁復、不乏前后牴觸之處，深感二位師長教師這種統一而簡潔的方法，是最好的處理辦法。因此，收拾本《五禮通考》不僅很少出現點斷錯誤的情況，並且最年夜限制地照顧到了原文的語勢，堅持了原作的神韻，使讀者讀起來瑯瑯上口、疾徐有度、鏗鏘無力。

 

最后，在文獻校勘上，二位師長教師也下了很年夜的工夫。張濤師長教師閲讀《五禮通考》時曾經發現了書中援用史料時的不少問題，并由此窮根究底，包養app發現編著者對于每條資料，并不像秦蕙田自稱的那樣，老老實實地往核對原文，而是良多直接從《文獻通考》《古今圖書集成》轉引而來，又沒有認真核對原書，所以出現了不少訛誤。（1）[①]收拾者在“收拾凡例”中指出：“《五禮通考》大批征引《十三經注疏》《二十二史》《通典》《文獻通考》《冊府元龜》《唐開元禮》等文獻資料，經過甄選裁剪，包養網推薦歸進相關類別之下。對于這些內容，我們一一覈查原書，凡《四庫》本有訛錯衍倒者，矯正并出校勘記幫助。”說起來簡單，但面對浩如煙海的文獻資料，一一核對，這是秦蕙田等人宣稱要做，但實際上并未完成的事。其實，秦蕙田這些編纂者有責任一條一條地核對原文，依照點校慣例，收拾者在未發現明顯問題的時候，并沒有義務必定要逐條核對，但方、王二位出于認真負責的態度，要做本該秦蕙田等人做的任務。雖說現代的學者擁有了數據庫、電子版等大批現代東西，但一一查找出處、核對文字，依然是相當費時費力的任務。那麼，收拾者們究竟有沒有做這些任務呢?我們可以對照張濤師長教師指出的一些錯誤，看一下點校本的情況。

 

1.卷二百四十三引《宋書·禮志》“殿中郎率獲車部曲，在年夜司馬之后”，《四庫》本“獲車”訛作“護軍”，收拾本矯正，并出校勘記。

 

2.《宋書·禮志》“校獵日平明，正派侍中奏嚴”包養網ppt，《四庫》本作“校獵日平明，正派侍中奏‘中嚴’”，收拾本未刪往“中”字。

 

3.《宋書·禮志》“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劍履進夾上閣”，《四庫》本作“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軍校劍履進夾上閣”，收拾本雖未刪往“散騎侍郎”四字，但在校勘記中指出，“光緒本、《宋書·禮志一》無此四字。”

 

4.卷二百四十引《南齊書·武帝本紀》“（永包養女人明四年閏包養感情月）戊午，車駕幸講宣武堂”，《四庫》本引作永明三年，點校本改爲“四年”，并出校勘記。

 

5.同卷引《陳書·后主本紀》“至德四年秋玄月甲午，車駕幸玄武湖”，《四庫》本系于禎明四年，而禎明三年陳已亡，點校包養留言板本未矯正。

 

這五處錯誤，點校本矯正兩處，指出一處異文，默認《四庫》本之“中嚴”，一處未改，這已經長短常好的成績包養網推薦。此中有些錯誤，在光緒本已經矯正，點校者面對這種情況，必須覆按其史源，方能判斷畢竟哪個版本正確。但有些錯誤光緒本也未矯正包養妹，則系點校者直接對勘原書矯正的，這真好像年夜海撈針，遺漏若干亦在所難免。點校者之盡心，當已勝過原編纂者和刻印者。張濤師長教師指出，有些錯誤，在味經窩初刻本的校語中已經指出了，而乾隆本和《四庫》本卻均未能矯正，居然是因爲矯正會導致版面重排，帶來繁難。

 

有上述這些優點，可以說，用此點校本，反而比應用《四庫》本更靠得住sd包養，因此，此書的出書，必將在許多方面推動學術研討。此中年夜致有三個方面：作爲一個禮學、禮制數據庫的文獻價值，對清代學術史研討的推動感化，對秦蕙田等編纂者自己的研討。

 

起首，作爲一部資料集，《五禮通考》的感化，很是類似于《通典》《文獻通考》等書。點校者在“收拾媒介”中盛贊秦蕙田編纂《五禮通考》之功，認爲他就是朱子曾等待修禮書的“年夜年夜底人”。《五禮通考》甫一問世，即遭到廣泛關注，以后曾國藩、梁啓超、章太炎諸師長教師都極爲推重，起首是因爲此書爲相關學者供給了極爲便利查找的數據庫。在這一方面，我們無論怎樣推重《五禮通考》的意義都不爲過。到了明天，雖然已經過往了二百多年，讀者依然可以從中很便利地找到禮學、禮制的大批資料，這不僅是因爲編纂者盡能夠周全地彙集資料，並且取決于其編纂方法。較之其他同類資料集，《五禮通考》的基礎特點是經、史互補，即不僅列出了最主要的經學資料，並且在每個禮學條目之后，羅列了歷代的相關史料。台灣包養這種編排方法，一方面反應出經史一體的思惟特點，另一方面，經、史之間的張力與差異也一覽無余。

 

資料集不應該是流水帳般的資料搜集，而要依賴編纂者的卓識，忠實地反應出資料自己的特點和基礎問題。對于史料的采擇與分類，秦蕙田等人也獨具匠心，特別是將“學禮”“觀象授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等內容列于“嘉禮”部門，雖難免爲《四庫》館臣譏爲“炫博”，卻也反應包養意思了編纂者對于禮學軌制分類的獨特懂得方法。其“學禮”之部，當取自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觀象授時”之部，不僅將對禮學影響深遠的推步之學納包養網VIP進此中，且很是詳細地將明清傳教士帶來的東方地理學結果納進此中，至于“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之部，本來就是《周禮》的應有之義，將其納進“嘉禮”，自比納進其他部門更恰當。源于《三禮》的禮學，是爲傳統中國軌制進行分類的一個基礎包養管道架構，若何爲各種禮制分類和擺列，本就體現了研討者對禮的懂得，《儀禮經傳通解》《讀禮通考》《禮書綱目》《五禮通考》，以及后來的《禮書通故》等禮學年夜書，對禮的分類都有獨特的懂得，各自構成一個禮學體系，都是值得古人認真研討的。

 

集中完成于康干之際的《讀禮通考》《五禮通女大生包養俱樂部考》和《禮書綱目》，均以朱子禮學爲標準，但實際的禮學架構并不雷同，除往其各自的資料價值之外，也都具有其值得研討的本身價值。這三部禮學年夜書，包養妹配合構成了從清後期由包養違法明遺平易近開創的學術思潮發展到乾嘉盛期的經學繁榮的學術過渡。《讀禮通考》的實際捉刀者萬斯同受業于黃梨洲，其簽名者徐干學是顧亭林的外甥，二人是直承黃、顧兩師長教師的下一代學者，在總結、思慮朱子學之時，推進經學問題的研討。其時清廷的官學也以朱子學爲中間，康雍二朝修撰了不少尊朱的經學著作，方苞即深深地參與其事。而在《五禮通考》的編纂中，方氏后人方觀承參與甚多，且其喪禮之部以方苞的《儀禮喪服或問》爲附録，更體現了這一學術取向。秦蕙田很是自覺地依照本身對朱子禮學的懂得來編纂《五禮通考》。[②]他認爲，《讀禮通考》之“規模體例，具得朱子本義”，他本身編纂《五禮通考》，則“一依徐氏之本，并取向所考定者，分類排輯，補所未及”，即以《讀禮通考》的體例，來編纂吉、嘉、賓、軍四禮，在兇禮部門，對于《讀禮通考》已經編纂的喪禮部門，僅編進《儀禮》中的喪禮四篇及相關討論，而略于史事，而還有“荒禮”“札禮”“烖禮”“禬禮”“恤禮”“唁禮”“問疾禮”等部。

 

與秦蕙田同時期的江永更是謹記朱子學，曾作《近思録集注》。他在編纂《禮書綱目》時，同樣以續成朱子之業爲志，但與兩部《通考》的體例設定很是分歧，而是依照《儀禮經傳通解》的禮學架構，以《儀禮》爲基礎綱目，再以五禮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分類，而構成嘉禮、賓禮、兇禮、吉禮、軍禮的順序，其后又有通禮、曲禮、樂三部，而被《五禮通考》納進嘉禮部門的歷法、官制等內容，則被江永納進通禮之中。顯然，這種對朱子的繼承方法與兩部《通考》并不雷同。可見，在這一時期總體包養平台上的尊朱風潮下，其實涌動著相當分歧的思慮方法。因此，到了江永、秦蕙田下一代的學者，就終于打破了尊朱風尚，開創了乾嘉學術的新局勢。

 

 

 

清嘉慶十五年鏤恩堂刻本《禮書綱目》，現躲于復旦年夜學圖書館

 

戴震出自江永門下，又曾參與到《五禮通考》的編纂當中。江永歿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秦蕙田歿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依照錢穆師長教師的考證，其時戴震批評朱子的思惟，已經基礎構成。[③]除戴震外，參與《五禮通考》編纂的，還有錢年夜昕、褚寅亮、盧文弨、盧見曾、王鳴盛、顧棟高級人，均將成爲乾嘉學術中極爲活躍的學者，他們出現在《五禮通考》的編纂隊伍中，也表白了《五禮通考》的過渡性質。從尊朱的清代後期學術到標舉漢學旗幟的乾嘉學術，畢竟是若何轉變的，江永和秦蕙田都是值得研討的關鍵性人物，而《五禮通考》更是見證了兩種學術范式的轉換，對其禮學架構與案語中體現的學術思惟的研討，將是答覆這一問題的主要線索。

 

要研討秦蕙田本身的學術，最主要的當然是《五禮通考》的禮學架構和大批的“蕙田案”。假如此書確爲秦蕙田所掌管修撰，且“蕙田案”皆出自其自己之手，則這都包養違法將是研討秦蕙田禮學思惟的第一手資料。不過，我們不得不提一下《五禮通考》的著作權問題，這是清代學術史上的一樁有名公案。梁啓超師長教師曾經提出：“徐干學的《讀禮通考》，所有的由季野捉刀，秦蕙田的《五禮通考》，生怕多半也是偷季野的。”[④]短期包養這一說法其來有自，秦蕙田之后不久，即已有人懷疑《五禮通考》有剽竊之嫌。對《五禮通考》著作權的懷疑二百多年包養sd來不時浮現，究無實據。所幸治學嚴謹的張濤師長教師親自到浙江圖書館找到了題名徐干學的鈔本《五禮備考》殘篇，詳細比對了包養網心得《五禮通考》與《五禮備考》的相關內容。從其行文可以看出，張濤師長教師爲了盡能夠做到不冤枉秦蕙田，盡力在最年夜限制上將一些雷同的內容當作偶合。由于兩部書研討主題雷同，並且都是明確依照《讀禮通考》的體例做的經史資料集，其間出現內容重合的概率本就很是年夜，普通性的重合并不克不及成爲鑒定秦蕙田剿襲的鐵證。好比二書均依照《通典》體例以吉、嘉、賓、軍、兇之順序擺列五禮，這不克不及證明秦蕙田爲剿襲;二書對兇禮各部的順序擺列也完整雷同，仍不克不及證明秦包養網比較蕙田爲剿襲;二書均于“軍禮”之部首列軍制，雖于歷代禮書中極爲罕見，但這還是有好漢所見略同的能夠，而不克不及鑒定秦蕙田爲剿襲;二書資料包養網站編排方面有極其類似的結構框架，雖然令人生疑，但依然不是秦蕙田剿襲的鐵證;但是，二書即便在很是個人道的案語上，依然有相同的處所，《五禮備考》中的良多案語原文，居然冠冕堂皇地出現在《五禮通考》中，並且赫然冠以“蕙田案”三個年夜字！這樣的情況生怕再也不克不及以偶合之說來解釋了！張濤師長教師給以同情式的懂得，得出很是公允的結論：

 

秦蕙田等人確曾獲得若干徐干學五禮遺稿，并受其影響，甚至干沒其部門結果，現存的《五禮備考》殘稿可爲明證。盡管與《五禮備考》比擬，《五禮通考》已有很年夜分歧，其著作權仍應歸秦蕙田一切，但對《五禮通考》而言，《五禮備考》是內容、結構與宗旨最爲附近的後人結果，遠非其他著作可比。秦蕙田隱瞞了曾經獲得閲讀徐干學等人稿件并容納接收其結果的事實，不無掠美之嫌，遂導致著作權公案的發生。[⑤]

 

我們指出這個事實，并不能否定秦蕙田等人的成績。客觀地說，《五禮通考》的編纂者只是參考了《五禮備考》，用到了后者包養妹的部門結果，而其絶年夜部門內容依然應該是來自他們本身。秦蕙田的行爲并不比現代的許多剿襲者惡劣，而徐干學對萬斯同結果的干沒，生怕也要比秦蕙田惡劣得多。但我們明天依然要正視這件事，除了還原萬斯同、徐干學、秦蕙田之間復雜的學術糾葛之外，還應更真實地研討從萬斯同到秦蕙田之間的學術轉變過程，從而使我們能更明白地看到從清初到乾嘉之間禮學研討的演進，以及秦蕙田在這個過程中畢竟應該處在什麼地位，我們在研討《五禮通考》中的禮學思惟時，畢竟應該在多年夜水平上把它當作秦蕙田的著作。

 

本日《五禮通考》收拾本面世，兩位點校者宅心仁厚，在盛贊秦蕙田著作之功的時候，爲賢者諱，而不愿指出這一點，專心亦可謂良苦。但這不免難免會埋沒萬斯同、徐干學之功。我們現在沾恩于前賢、應用《五禮通考》中的包養一個月資料、與大批案語中的學術思惟對話之時，除了對秦蕙田等編纂者、標的目的東和王鍔等收拾者心存感念之外，還不應該忘記萬斯同和徐干學的篳路藍縷之功，這般方能更周全地對待這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

 

注釋：
 
[①]張濤:《〈五禮通考〉史源舉要》，《中國文明研包養網心得討》2011年春季卷。
 
[②]參考曹建墩《論朱子禮學對〈五禮通考〉的影響》，《江海學刊》，2014年第5期。
 
[③]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甜心寶貝包養網史》，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322—323頁。
 
[④]梁啓超著，夏曉虹、陸胤校:《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112頁。
 
[⑤]張濤:《〈五禮通考〉著作權公案初審》，《清華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