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詩言志”到“詩緣情”的發展演變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正短期包養月十六日乙未
耶穌2023年2月6日
在中國詩學史上，“詩言包養金額志”與“詩緣情”是影響很年夜且關聯親密的兩個詩學命題。假如說“詩言志”是一個《詩》學闡釋包養故事命題，那么“詩緣情”更多是一個詩歌創作命包養網心得題，這兩個命題之間的差異，不僅表現在“志”與“情”、“言”與“緣”上，同時也表現在“《詩》”與“詩”之間。本文通過對這三個方面差異的剖析，呈現從“詩言志”到“詩緣情”的發展演變過程及豐富的內涵變遷。
“《詩》”與“詩”
“詩言志”是《詩經》時代的《詩》學闡釋命題，《尚書·舜典》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包養感情這個“詩”，指與樂相共同而歌的典禮樂歌的歌辭。最早的“詩言志”，是在儀式頌贊與諷諫的意義上被應用的。從周公制禮作樂開始，就構成了禮樂相須為用的文明傳統。晚期的儀式樂歌以表德與頌贊為主，至西周中期以后，霸道陵夷，針對執政者的德性缺掉，朝臣們會獻上具有規諫之義的“詩”進行勸諫。這就是作為周皇帝聽政方法之一的“公卿至于列士獻詩”。周宣王中興時代，這些具有諷諫之意的“詩”被納進儀式，在與“歌”合流的過程中，“詩”成為儀式樂歌的總名，于是合適樂教思惟的“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合聲”被正式提出包養條件。周平王東遷之后，重建禮樂，輯錄兩周之際朝臣所獻之“詩”，與西周時期的儀式雅歌編為一集，名之曰《詩》。一方面，《詩》成短期包養為年齡時代交際場合頻頻被稱引的對象，即“賦《詩》言志”（“《詩》以言志”）；另一方面，時人對“觀人以言”的重視，也讓“賦《詩》言志”在傳遞心志的同時，兼具表德與觀德的意義，即“《詩》以道志”（“教《詩》明志”）。
在經歷了《詩經》時代由專指諷諫怨刺之辭到兼指頌贊之“歌”與諷刺之“包養平台詩”的意義擴展過程之后，隨著《詩》文本的結集，作為文本專名的“《詩》”，逐漸成為年齡戰國時代“詩”字最通行的義項。但“詩短期包養”義的擴展仍在繼續。戰國后期開始出現與《詩》無關的“詩”，如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展詩兮會舞，應包養心得律兮合節”，《荀子·賦篇》中的“佹詩”等，此后即是漢代的“歌詩”。“歌詩”既重視“歌”的情勢，又強調“詩”的內容。“歌詩”的出現，使“詩”衝破了《詩》的束縛，具有更為普泛的意義。“詩”義的甜心花園擴展，又為“詩言志”衝破《詩》學闡釋觀念，向更廣義的詩歌闡釋命題轉變供給了條件。
“志”與“情”
“詩言志”是《詩經》時代的產物，是對《詩》之功用的闡釋。就《詩經》作品而言包養留言板，喜怒哀樂之情是推動“詩”之所以成“詩”的原初動力。這就是《毛詩序》所說的“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在這里，“情”與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志”具有內在的統一性。是以，孔穎達在作《毛詩正義序》時，直接把“志”換成了“情”：“六情靜于中，百物蕩于外，情緣物包養甜心網動，物情感遷。”就《詩》而言，“志”就是“情”，“情”就是“志”，如孔穎達疏《左傳》“六志”時所說：“在己為情，情動為志。情、志一也，所從言之異耳。”
年齡末年，“志”與“情”開始分化。一方面，在“詩言志”所樹立的闡釋系統中，“詩”與“志”的關系被不斷強化（馬銀琴《論“詩言志”與“詩緣情”的關系及理論嬗變》）。《禮記·孔子閑居》有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禮記·樂記》又云：“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孟子·萬章上》則說：“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與此同時，在實際應用中，“志”蘊含“志向”“志氣”等含義，如《論語》中的“吾十五而志于學”，《禮記·禮運》中的“年夜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等。另一方面，與禮樂詩文相關聯的“情志”，被更多地用“情”字來表達，“情”與“志”逐漸分化。如郭店簡在《性自命出》中，以“情”為中間來討論與《詩》《書》、禮、樂相關聯的問題，如“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終者近義”。上博簡在《孔子詩論》中的“《燕燕》之情，以其獨也”，更是直接以“情”來說詩。
戰國末年提出“發憤以抒懷”的屈原，把“情”與包養意思“志”的分化往前推進了一個步驟。其作品中的“情”字，王逸或釋為“志愿為情”，或釋為“情，志也”，表現出了對“情”“志”相通觀念的傳承。可是，此中所應用的“志”字都包括著超出常“情”的“志向”“志愿”之義。漢興之后，“情”與“志”的分化越發了了，莊忌在《哀時命》一文中所發出的“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屬詩”的感嘆，不單明確呈現出了“志意”與“情感”的二分，更為主要的是，這是“情”與“詩”直接關聯的開始（《論“詩言志”與“詩緣情”的關系及理論嬗變》）。與此甜心寶貝包養網同時，經學闡釋中也出現了台灣包養網《詩》與“情”的直接關包養sd聯，如“《詩》之為學，性格罷了”（《詩緯·泛歷樞》），“《詩》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劉歆《七略》殘文）。可以說，文人創作中對“情”的重視，經學闡釋中“詩言志”讓位于“詩以言情”，都為“詩”“情”關系代替“詩”“志”關系奠基了基礎。
“言”與“緣包養網dcard”
“感于哀樂，緣事而發”出自《漢書·藝文志》，這是站在創作包養網VIP者的角度，對漢代樂府歌謠抒發哀樂之情的基礎方法及其特征的歸納綜合。在漢樂府歌謠以“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任性不受拘束地抒發生涯中的哀樂之情時，作為“古詩之流”的辭賦創作，在繼承屈原、荀卿作賦以諷的過程中，逐漸走上了一條“競為侈麗閎衍之詞而沒其諷喻之義”（《漢書·藝文志》）的途徑。東漢伊始，在光武中興的佈景下，班固從頭確定賦的意義與價值：“賦者，古詩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后嗣，包養一個月抑亦《雅》《頌》之亞也。”（《兩包養網車馬費都賦序》）這個定位，把西漢以來因鋪包養管道采摛文而脫離政教軌道的賦體包養心得創作，從頭納進由《詩》奠定的政教傳統，從甜心寶貝包養網而消解了揚雄提出的“諷”與“勸”的牴觸，為賦體的發展找到了新的標的目的。
詩賦同類，辭賦鋪采摛文的特征不成防止會影響到詩的創作。從班固“質木無文”的《詠史詩》開始，文人詩的創作經過東漢中后期的發展階段后，迎來了“五言騰躍”的建安時期。文學逐漸從經學附庸的位置擺脫出來，成為文人抒發感情、展現才華的主要方法。建安文包養app人“大方以任氣，磊落以使才”的創作風格，使他們的詩歌在表現個性的同時，也呈現出了辭采華麗的特征。這是曹丕“詩賦欲麗”（《典論·論文》）觀念得以提出的實踐基礎。
“詩賦欲麗”表達的是創作者的尋求，反應的是創作者對創包養故事作行為的自覺。曹丕的論述雖不系統，卻開啟了感性探討文學創作理論的先河。此后，陸機的《文賦》在面對“意不稱物，文不逮意”的創作難題時，站在創作者的包養網站角度，系統地論述了創作過程中能夠碰到的種種問題。在言及分歧文體的創作請求時，他提出了有名的“詩緣情”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從“詩緣情而綺靡”中，我們能夠看到漢代歌詩“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啟發，以及“詩賦欲麗”的影響。從“緣事”到“緣情”，從“欲麗”到“綺靡”，它們既是對創作實踐的理論總結，也是對創作心思機制的主動根究。這與“詩言志”基于闡釋者的立場，對詩歌效能與用處進行闡釋顯然分歧。
總而言之，“詩言志”與“詩緣情”這兩個命題的差異重要表現在三個層面：起首，“詩”字內涵的演變所帶來的“詩”與“《詩》”的分歧，是西晉時代詩歌走上輕綺之路后產生的詩學命題“詩緣情”分歧于“詩言志”的最基礎緣由。其次，伴隨著“詩”義的拓展包養網心得，“情”與“志”也由相通而發生分化，“情”指向感物而動的感情，“志”則向“志愿”“志氣”傾斜。以“情”與“志”的分化為條件，屈原倡導的“發憤以抒懷”，讓詩賦的意義超出“言志”的范疇，在莊忌“杼中情而屬詩”的陳述中與“情”樹立起直接的關系。是以，“情”代替“志”，成為“詩言”的對象，就具有了必定的必定性。再者，與前兩個層面的變化比擬，“言”與“緣”則呈現了闡釋者與創作者之間的立場差異。這三個層面的差異是由《詩》到“詩”的意義擴展、“情”與“志”由合一走向分化的過程，更是從“言”到“緣”，創作者由隱身詩后到走到詩前，成為文學活動主體的過程。
“詩緣情而綺靡”的提出，台灣包養網對當時詩歌創作中就已經出現的“麗”化傾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感化。劉宋之后，走上輕綺之路的詩歌創作，在成績永明體的音韻和諧之美后，在陳叔寶及其“狎客”綺麗濃艷的創作尋求中蛻變為“亡國之音”。唐人在反思歷史、總結文明時，充足意識到“詩緣情”的局限與“詩言志”的價值。孔穎達對二者進行了深度整合，“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毛詩正義序》），“暢懷舒憤”是對“詩緣情”說的確定，“塞違從正”則是對“詩言志”說的繼承。從此之后，“言志”與“緣情”彼此補足、相輔而行，在“志”“情”并重、和而分歧的融會發展中，構成了中華平易近族獨具特點的詩歌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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